当然,当前之困局同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发动伊始的经济状态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三十年前的1978年,经济总量3645.2亿元,人均254美元,外汇储备1.67亿美元;2007年,经济总量达246619亿元,人均2456美元,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充分的财政收入使我们更加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突发的自然灾害。但问题是,抗击自然灾害作为当前经济和政治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但不能永远成为头等大事。我们的意思是,抗灾之后,我们还须面对已经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项难题,有可能题目的难度又增加了分量。
我们面对的各种难题,有一个总头绪,或者说,诸多难题都是围绕着一个重要问题展开的。那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经济仍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但社会发展却并未呈现出同步态势。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仍在拉大,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差别在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缺失有加剧的趋势,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仍然在过去的发展方式下恶化……
1978年的改革开放,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生气勃勃;1984年改革中心转向城市,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带动下,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特别是汇率体制等改革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不断完善。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式的不断深入推进,在全体居民收入普遍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全景之中,使得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四大差距”问题凸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阶层差距、政府公共服务差距。这其中既包括了收入、社保、医疗、教育、环境等方面的实际的物质性差距,也包括了因制度障碍所导致的诸如就业歧视等导致的心理上的差距。
新的发展阶段所出现的诸多新问题,确实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单单是诸如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更大的也是当前我们必须给予严重关切的问题,是基于公民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现状的考量基础之上而出现的自我权利吁求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因不满拆迁而在重庆出现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就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解决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直白而言,在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化成民众财富和全社会福利的提高方面,目前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体会,顺应时代潮流和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际是在努力解决促使经济发展成果自动转化为社会发展推力的机制设计问题。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近年来少有的全球经济环境大动荡:原油价格高企、国际金融动荡、欧美经济放缓、新兴经济体预期不定。